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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汉传佛教

发布时间:2023-07-26 11:03:32作者:大悲问答

  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经典系佛教或汉地佛教,是指在中国汉地用汉语传教的佛教体系,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公元1世纪,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随后的十多个世纪中,佛教克服了中印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消弭了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系,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了四个阶段。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说法不一。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今巾亚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经》。 意思是说,汉哀帝年间,秦景宪在大月氏时,蒙国王伊存亲授《浮屠经》,有人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佛教于东汉年问传入的说法。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做梦梦见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人在殿前飞翔,第二天,汉明帝询问群臣,太史傅毅告诉汉明帝:我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您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汉明帝对傅毅的话很感兴趣,于是便派羽林郎中秦景、蔡情、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出使西域。三年后,使团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并带回了佛像和经书,汉明帝随即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将佛像、经书放置寺中,这是中国第一座寺庙的由来。此后,摄摩腾和竺法兰又将他们带来的佛教经书翻译为汉文,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此成书。当时,人们大多认为佛教属于神仙方术,佛教主要传播的地区只局限在长安、洛阳、徐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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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天竺、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工作。月氏后裔支谦和康居人康僧会前往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当时的译经和佛教教义的宣传工作,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更多人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佛教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尤其在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称“三宝奴”,不仅建立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还曾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北朝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对佛教还是比较扶植的。比如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营造了龙门石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比较著名。此时,中国也有一批佛教信徒去印度游学,如法显、智猛、宋云、惠生都曾去北印度巡礼,带回了大批佛经,并进行翻译,许多重要的佛教著述先后问世,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下令修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被破坏的寺院,允许百姓出家,并在首都长安选聘著名学者从事佛学研究与宣讲。隋炀帝即位之前,就在扬州建立了慧日、法云二佛寺和玉清、金洞二道观四大道场。他即位后,又在全国广建佛寺,并在洛阳上林苑设立译经馆,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国,朝廷为他设立了大型译场,让他主持进行译经、宣化工作,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难,寺院也趁机扩张势力,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直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

  隋唐两代,译经工作大多由国家主持,译经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超前代。不仅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前往印度游学。这一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都已经传入中国,这为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八个佛教宗派先后建立,分别是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后人称之为“八大宗派”,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日益成熟,已经脱胎于印度佛教而自成一体。随着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

  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艺术更是繁荣昌盛。佛教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北宋初期,改变了五代后周排斥佛教的态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这时,西域、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译经规模超过了唐代,但成就稍逊。在佛教宗派中,以禅宗中的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宋徽宗时(公元1101~1125年),由于他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使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时期,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禅宗、净土宗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于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而净土宗强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故能绵延相续,长远流传。

  佛教中国本土化在隋唐时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在两宋时期。宋代中叶,一些儒家学者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为武器,纷纷著书立说对佛教进行评判,欧阳修的《本论》、石介的《怪说》、孙复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对儒家学者的排斥,佛教则主张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辅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为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论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养和生活中对儒学也有所借鉴。此时,经过几次灭佛的打击,中国佛教僧人为了生存与复兴,逐渐抛弃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开始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靠拢,竭力变出世为入世,努力向朝廷与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风上则开始学习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作风,以求儒家学者的接纳。经过僧众的诸多努力,儒家学者加深了对佛教的接触与理解,并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加以排挤,汉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继续融合,逐渐走向世俗。

  明朝建立后,废除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特权,致力于对汉传佛教的整肃工作。明太祖时期,制定了严密的僧官、考试等制度,主要内容是将僧官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并将全国的僧尼编录成“周知板册”,借此来净化僧尼队伍。对于僧尼管理,朝廷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资格。明代末年,社会动荡,大量难民流往寺院,佛教开始出现复兴的气象。这时,禅宗临济宗的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台宗的藕益智旭四僧,进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张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平民的信仰,号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清代初年,政府为了笼络蒙古和西藏,颇为尊崇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沿袭明代制度进行管理,对僧人和寺庙的管理更为严格,佛教日益衰败。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后,佛教在家弟子的势力逐渐崛起,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力。如彭绍声、杨文会等人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了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开始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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