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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农教授:弘扬佛教文化之风代代相传(上)

发布时间:2024-02-26 15:56:49作者:大悲问答
高振农教授:弘扬佛教文化之风代代相传(上)

◎高振农

弘扬佛教文化,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上海玉佛禅寺的一个优良传统。自一九二八年玉佛禅寺在槟榔路(今安远路)。建立新寺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期间虽历经兴衰,但弘扬佛教文化的风气却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在新的世纪里,全国佛教界正在大力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弘扬佛教文化精神,回顾一下玉佛禅寺历代祖师、高僧弘扬佛教文化的情况,对于中国佛教今后的发展,对于上海佛教今后的发展,乃至对于玉佛禅寺今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建国以前玉佛禅寺 弘扬佛教文化

自一九二八年在今安远路新建的玉佛禅寺落成后,当时的住持可成老和尚即十分重视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平时,他带领全体僧众,举行禅七,参话头,讲开示,法缘盛极一时。他还特地礼请天台宗名宿谛闲法师来寺弘法讲经,一连数日,前来听经的缁素多达数百人,深受欢迎。而常州天宁寺的住持冶开老和尚、因与可成老和尚关系密切,也常到玉佛禅寺说法、讲开示,盛况空前。

可成法师圆寂后,其弟子远尘法师继任住持,仍继承其师遗风,常聘请一些高僧大德来寺讲经,弘扬佛教文化。一九三九年,远尘法师曾礼请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到玉佛禅寺开讲四十卷《华严经》,听讲者座无虚席。特别是他十分热心佛教教育事业。为了培养青年一代僧才,借以光大佛门,乃力排众议,在寺内筹设上海佛学院。为了把佛学院办得更好,他亲自至镇江竹林寺,礼聘佛学造诣高深并有办学经验的震华法师前来玉佛禅寺担任佛学院院长之职,同时请他继任玉佛禅寺住持。

震华法师到寺后,即着手佛学院的种种筹办事宜。他亲自订立章程,聘请教师,并开始招生。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九日,上海佛学院在玉佛禅寺举行开学典礼,同时举行住持交接仪式,由震华法师继任玉佛禅寺住持。

上海佛学院的创办,是上海佛学院的一件大事。因为自一九一四年由月霞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自上海迁往杭州海潮寺续办后,上海一直没有一所佛学院校。上海佛学院的创办,填补了上海佛教教育的一个空白,其意义十分重大。

上海佛学院原定招收学僧四十人,后来实际在校学僧三十人,聘有教师十余人。震华法师任院长兼教务主任。课程设置有佛学、佛史、国文、史地、算术、日语和梵呗等。当时曾聘请镇江超岸寺玉山佛学社的守培老法师为佛学院的特座讲师。而真禅法师亦应震华法师之邀,前来上海佛学院担任训育主任。上侮佛学院开学以后,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学僧学习认真,院长震华法师领导有方,各方而都有声有色,受到教内外一致好评。

震华法师原来信心十足,拟将上海佛学院办成一所高级佛学院,无奈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上海物价飞涨,寺内佛事清淡,收入减少,佛学院办学经费发生很大困难。震华法师虽向各方呼吁,筹集资金,但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佛学院学僧中有些人不堪清苦的生活,先后退学离去者甚多。前后进进出出,佛学院最多时有学僧三十余人,最少时,坚持在院学习的仅十余人。多亏震华法师的不懈努力,才使上海佛学院维持到一九四五年,终因上海时局日益紧张,教师、学僧纷纷离去,加上经费没有着落,最后只得停办。

抗战胜利后,震华法师于一九四六年春,邀请福善法师来上海佛学院任教务主任,以加强佛学院的领导和教学力量。于是上海佛学院又重新开学,原来离去的教师和学僧又重新回到佛学院。是时,又新招收了一些学僧,最多时学僧多达六十余人。于是佛学院一时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与此同时,玉佛禅寺又设立了图书馆和弘一大师纪念堂等。图书馆藏有大量佛教图书和其他典籍。时有王少湖居士捐赠法相典籍二百余册,丁福保居士捐赠自己所藏的内外典籍数千册。这些图书,上海佛学院的师生和寺内的僧职人员都可以借阅。弘一大师纪念堂除定期举行纪念弘一大师的活动外,上海一些文化界和佛教界的名人,常来此集会,研讨佛学。

震华法师在玉佛寺,除了办理上海佛学院以外,还在寺内创办《妙*轮》月刊,自任主编。该刊主要内容有佛教经籍研究,兼载佛教新闻和当代佛教名人的书信、言论等。立意在于普及,不偏于任何一宗,举凡经论之提要,佛史之探寻,道场之沿革等等,不拘文字体例,一律加以刊载。他本人也经常在该刊发表佛学论文。一九四四年起,因稿源不足,加上经费匮乏,改为双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停刊。,前后共刊出二卷二十四期。《妙*轮》月刊虽然办刊时间不长,但对开展佛教文化的交流,推动上海佛学思想的研究,都起有相当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震华法师和福善法师相继圆寂,上海佛学院一时乏人领导和管理,乃由育枚法师出任教务主任,暂时维持。一九四八年,由苇舫法师担任佛学院院长,继续办理了一段时间。其后,由于时局更为紧张,经费实在困难,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初停办。

上海佛学院前后办学近七年,虽历经困难,但还是培养出了一批僧才,其中有一些后来成为海内外佛教界的知名人士。

一九四六年起,太虚大师驻锡玉佛禅寺。其时,他作为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常委,即以玉佛禅寺作为整理中国佛教的基地。他先后在玉佛禅寺主持召开了多次有关整理中国佛教的会议。例如: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出席者除太虚大师外,有李子宽居士、章嘉大师(大醒法师代),列席者有王慧达居士和心高法师。会议讨论了在镇江焦山举办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章程的修改和制发毕业证书以及召开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等事项。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者除了大虚大师外,有李子宽居士、章嘉大师(大醒法师代)、虚云老和尚(张小廉居士代)、黄涵之居士、圆瑛大师(白圣法师代)等六人,列席者有王慧达居士。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佛教会整理期满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各地对中国佛教会章程和各种规则草案所提的修正意见等。

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一日,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出席者除太虚大师外,有李子宽居士、章嘉大师(大醒法师代)等。会议继续讨论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未了事宜。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全国佛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于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在南京毗卢寺召开中国佛教会抗战胜利后第一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等事宜。出席者除太虚大师外,有李子宽居士、章嘉大师(大醒法师代)等。

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除了主持召开有关整理中国佛教的各种会议外,还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寺内创立了觉群周报社,发行《觉群周报》,自任社长,由福善法师任编辑部主任,止方法师为发行部主任。这是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由重庆返回在上海创办的一个佛学刊物。每逢周一发行,十六开本。主要宣扬太虚大师本人改革、整理佛教的主张。作为一份密切结合时政进行宣传、弘扬佛教的刊物,主要内容有一周人世,专谈国内外政治新闻;一周佛教,载国内外佛教动态。太虚大师有关改革、整理佛教的文章,均在该报刊载。

一九四七年二月,《觉群周报》的编辑部主任福善法师因病圆寂,同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又圆寂于玉佛禅寺的直指轩,《觉群周报》即于三月起改为《觉群半月刊》,同年八月,又改为《觉群月刊》,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停刊。

太虚大师在玉佛禅寺的时间不是很长,前后不到一年,所办的《觉群周报》也只发行了五十七期,但对上海佛教界的影响却很大。

总起来说,自一九四二年震华法师来上海玉佛禅寺办理上海佛学院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虚大师在寺内直指轩圆寂为止,这五年中是建国前上海玉佛禅寺弘扬佛教文化最兴旺的时期,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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