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释老传》开篇曰: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蒙元时代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佛教曹洞宗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快速的发展并臻至鼎盛,成为曹洞宗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考察忽必烈与曹洞宗的关系,或可以从一个较新的层面认识忽必烈宗教政治的内容与特色,把握禅宗(曹洞宗)与蒙元国家政治互动的实质,以及禅宗在发展过程中自我调适的宗教性格。 一、忽必烈与曹洞宗关系展开的情形 忽必烈(1215-1294)接触汉地佛教并与曹洞宗人发生联系,始于蒙古乃马真后临朝称制元年(1242)。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载,当年,尚在潜邸的忽必烈征召临济宗禅师海云印简至军营,询问佛法大意及安天下之法。随同印简而来的曹洞宗人僧子聪(刘秉忠)被留至忽必烈帐下并被重用(详后)。或可以说,忽必烈与汉地佛教接触伊始,就展开了与曹洞宗人联系的过程。自此之后,忽必烈与曹洞宗的关系就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 至元十八年佛道论衡而全真道受到致命打击之后,忽必烈与曹洞宗逐渐疏远。除了偶见一些比较平常的赏赐外,难见双方在宗教政治上密切合作的情形。这一方面是忽必烈虔信藏传佛教,另一方面是忽必烈的宗教政治发生调整,为了宗教、宗派平衡而针对汉地佛教行扬教抑禅之策。不过,由于曹洞宗势力已成,加上忽必烈的关照,发展形势依然良好。 二、忽必烈重视曹洞宗的原因 忽必烈在执掌统治汉地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一直比较重视曹洞宗,不断和曹洞宗人发生联系并加以扶持,使曹洞宗发展臻达鼎盛。这既是自宋金时代以来曹洞宗发展情势及曹洞宗人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蒙古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宗教政治运作的结果。
其一,蒙元统治者的传统宗教政策。 其二,忽必烈统治北方汉地的宗教需要。 其三,忽必烈制衡全真教的政治需要。 其四,蒙元时期曹洞宗人的政治化。 其五,刘秉忠的护持作用。 三、忽必烈宗教政治对曹洞宗发展的影响 忽必烈统治时期,曹洞宗兴旺发达。一定意义上是忽必烈宗教政治的结果。忽必烈强化了曹洞宗与皇权的关系。忽必烈为了有效地统治汉地,重视与扶持曹洞宗,尤其是对全真道的限制与打击,极大地改善了曹洞宗的宗教文化生态环境。
这极有利于曹洞宗的生存与发展。一定意义上或可以说,忽必烈是曹洞宗的重要护法。而随着忽必烈与曹洞宗关系的展开与深入,曹洞宗几乎完全改变了洞山良价、曹山本寂的宗教性格,由独立自主走上了和政治相伴相生的发展道路,其因政治带来的正反作用与影响更加显著。来源:三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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