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十分活跃，从而奠定了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十分活跃，从而奠定了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唐朝和日本之间的交流，欢迎大家的阅读。在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也大量吸收了唐土的成果。吉备真备回国时携带了制成不久的僧一行《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及测影铁尺、铜律管等。中土的药材、香料和医药知识也传入日本。鉴真赴日就带去了《鉴上人秘方》一卷。

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琉璃器、金银器、铜器等也大量输入，同时传习了有关生产技术。例如在奈良朝已经制造出精美的铜镜和银器；由于唐三彩销往日本，仿制而成奈良三彩；夹缬、腊缬等印染工艺也已被掌握。

日本孝谦天皇刻印《陀罗尼经咒》，藏于奈良法隆寺百万塔中，时间相当于大历五年(770年)，这是世上留存的最早期印刷品之一，这种印刷技术也当是从唐土传入的日本平城京的建设全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影响。元明天皇和同元年(708年)决定自藤原京迁都，于今奈良营建新都平城京经3年营建未毕，朝廷即先行迁入，自此直到桓武天皇延历三年(784年)迁都长冈京，以其地为都城七世七十余年。这就是所谓“奈良时代”。

平城京建筑规仿唐长安，又参照了洛阳城。城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呈长方形；宫城在北部正中，有朱雀门大街贯穿南北，分为左京和右京；两京各有东西与南北街道隔成坊，亦有东、西两市，这很接近唐长安城的布局。城市的建筑物也深受唐代的影响。如内里(宫室)、东大寺、法隆寺的布局，都是建筑物在中间，周围绕以回廊，与长安麟德殿的格式是相一致的。留学大陆的学问僧亲眼见到长安等地佛寺的壮观，回国后模仿在平城京建立寺院，如著名的大安寺就是依据长安西明寺的图样建造的。至今仍完好保存的为鉴真和尚所建唐招提寺，更完全保持了唐代寺院的风格。日本佛教各宗本山的建筑都对它有所借鉴，并进而影响到世俗建筑。

日本是汉传佛教另一个发达兴盛之邦。隋唐五代是中、日佛教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日本佛教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且佛教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宗教自身的发展，它往往伴随广泛的文化传播进行。如鉴真东渡，就不只传授了律宗，带去了经像法物；由于他善诗文，精医术，又携去二王真迹行书，俗学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就佛教本身的发展讲，隋唐正是中国宗派佛教的繁荣期，日本学僧从中国传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学术，一些重要佛教宗派开始在日本形成。

隋时日本就先后派遣僧旻、清安惠隐、广齐和灵云、惠云前来求法，他们大都是流寓日本的汉人子孙。以后渡海留学的僧人络绎不绝。吉藏弟子高丽僧慧灌于公元625年去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扬三论，建立日本的三论宗。留日的江南人福亮学于慧灌，又入唐参谒吉藏；其子法名智藏，也出家入唐游学，门下英才辈出。其中道慈入唐从学于吉藏再传弟子元康，他在唐18年，回国后仿长安西明寺建立当时日本最宏丽的寺庙大安寺。慧灌、智藏、道慈为日本三论正传。

玄奘弟子中有道严，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初传。后有智通、智达，受学于玄奘、窥基，为法相二传。再后新罗沙门智风等入唐，又赴日大弘宗义，为法相三传。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从第九次遣唐使船入唐，随第十次遣唐使船回国，在唐二十余年，蒙授紫衣，归国时携回了经论五千余卷，可能就是《开元大藏经》。他出发时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即《开元释教录》编成后的第五年。中土华严宗人道璿应日僧荣睿、普照之诸，随第十次遣唐使船东渡，为日本华严初传。又有新罗僧审祥，亦赴日传华严宗，为此宗初祖。鉴真东渡弘扬律宗，在日本始开登坛授戒制度，为日本律宗初祖。其在中、日交流史上的贡献，前面已经讲到。《成实论》、《俱舍论》也各有传人，并形成宗派。

这样，在奈良时代，日本已从隋、唐传入6个佛教宗派。进入平安时代，日本仍继续派遣僧、俗入唐留学。日本佛教界的龙象最澄与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泛海入唐求法，最澄回国后于比叡山创日本天台宗，空海回国后在高野山建日本真言宗。最澄法裔圆仁于开成三年(838年)入唐，游学10年，回国后登叡山，盛弘台、密二教。他在唐经历了“会昌毁佛”。其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关系那一时代的重要史料，本书一再引述过。以后最澄再传弟子圆珍亦入唐，携回大量经卷法物。

唐末五代，往来中、日之间商舶甚多，入唐求法者仍继踵不绝。日本佛教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点，也创立了一些日本独有的宗派，但它作为汉传佛教的一支，其所依经典为汉文佛经，其基本面貌是大同于汉地的。日本佛教在其民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其根源则可追寻于隋唐时期的中国。

日本是个被大海隔离起来的岛国，对大陆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的向往决定了它虚心好学的态度。而隋唐时期的中国不仅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可资借鉴，并且具有博大开放的胸襟来接遇远人。当时的中国人靠精神、靠智慧、靠自己创造的财富，把声威远播到四方去，为周边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阅读，喜欢的话可以关注小编哦。